爷爷是一个农民,他老想着做一个地主。这在所谓的旧社会，没人会笑他。可是新中国了，地主成为人们主要的斗争对象，而爷爷的老脑筋还花岗石似的，坚持认为农民就应该作土地的主人，爷爷看不起那些不愿在土地上下死力劳作的农民，爷爷称那些弃地而打漫工挣现钱的人为二流子，浪荡鬼。
爷爷对土地的爱是深沉的。他把地主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尽管这样的思想在旧社会没能实现，在新社会更不可能实现，但爷爷在骨子里对地主钦敬钦佩，从他的言谈举止甚至衣装服饰上都能反映出来。
我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值得珍藏的照片，是我们一家六口人和爷爷的合照。因为爷爷不只是我们一家的长辈，我伯父一家六口人也是他的子孙。先不说这张照片爷爷端坐中间，我父母一边一个，我们姊妹四个后边站成一排，形成了传统式中国家庭合影的格局。单看照片中我们六个人的服饰和爷爷的服饰就天差地远，悬殊日月。再看所有人的风貌，唯爷爷气定神闲，稳如泰山，无论你怎样三维四维的去看，爷爷都不象一个作务土地的农民，而象是清末民初的一员大臣，最比底也象一个地主或乡绅。
公元一九六一年的夏天，爷爷来到我们中间。那时我们一家六口人是山西省城太原市的市民，而我爷爷却继续着太行山上一个小村落的农民。爷爷远道而来，走下七百里太行的大小山峦。肩膀上搭一条老式背搭子，手拄一根荆棘拐杖，举步维艰的迈进我们的小院里来。当时母亲正在院里的炉灶前捅火煮饭，一见我爷爷，“呼”地便扔下手中的活计赶上前去，母亲一手托举爷爷肩上的背搭子，一边心疼地说：大，你来了？背这沉东西干吗呀？爷爷疲惫地“唔唔”两声，似笑而脸上却没露出笑容，我想那时的爷爷一定是累极了。其时太原市里的公交车还不多，更没有的士一族的出现。爷爷下车后只能是一步一步，拖着被日本鬼子活埋后致残的双腿，“哧啦哧啦”的移动过来。
第二天一早，爷爷精神起来，勤勤的捅开火，给我们炒了千穗谷（一种结微型籽粒的多穗野生物）。然后喜眉笑眼的看着我们兴高采烈的享用，有一种自豪的神色随即在他的面容上飞动。在食物异常奇缺的岁月；在我们习惯用三年天灾来掩盖人祸的年代；在我家一天三顿以红薯顶粮食的日子里，白雪雪的爆米花，尽管颗粒非常非常微小，但其天然米香的清甜美味，无疑成为当时奢侈的佳肴。
爷爷还给我们带了玉米粒子，在旺火烧着的铛里炒得乒乓炸响。我们眼瞅着一粒粒玉米籽开成一朵朵洁白的花儿，一股股天然纯粹的玉米本香弥漫了我们整个小院，甚至随风游走，把邻院的孩子们也牵引而来。爷爷“唔唔”的笑着，每个进院的孩子都分给他们一小把尝尝，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爷爷一边炒一边让我们吃，爷爷自己不吃，他说牙不行了，咬不动了。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牙不行了。后来我在爷爷居住地见到，爷爷吃炒玉米是捣成了面吃。
那一次爷爷和我们一家照了像，留下了这张再也无法重复的老照片。
五年以后当我再次见到这张照片时，却疯狂地想把它撕成碎片。因为初级阶段的文化革命教育，使我的阶级觉悟疯长狂发，认为爷爷这样的形象和恶霸地主没什么两样。但我母亲从我手里夺过了照片，气愤地说：什么你爷爷是恶霸地主？他是真正的贫农，真正的好人！我问：他怎样穿地主的衣服？我母亲说：什么地主衣服？过去的人都喜欢那样的穿，只不过有些人穿得破烂一些罢了。
那以后许多年，我都没再见过那张照片，但我爷爷比那套更地主的衣服，“长袍短褂马蹄袖”却一直穿着，还戴一顶瓜皮帽子，直到他躺进棺材里边，让我们把他深埋于地下。
后来我一直想，我爷爷真不愧为花岗岩脑袋。在阶级斗争最惨毒的岁月，在文化大革命风刀霜剑的日子里，他老人家竟然敢一直穿了清末民初的服装“招摇过市”。是什么力量无形中支持他这样做呢？外在的条件是他有两个当了“八路”，后来都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儿子；内在的因素，就是他一生追求着做地主的梦想，尽管不能成功，也想图个形似。再则，我爷爷在村里有着相当的尊严，为人处事比较公平公正，还乐于义务给办红白事的人家代理个厨师。再说跑日本那时候，谁都不敢出头的时候，我爷爷挺身而出当维持会长，既哄着敌方又供给着友方，使百姓的日月比较平稳地过了过来。
我爷爷还是一把种地的好手。旧社会我们家没有良田，他就领着我父亲和伯父在山上开荒，使粮食在灾荒年也能自给自足。闲时我爷爷还做过各种小买卖，如挑醋卖醋，担锅卖锅，打烧饼卖火烧，开小铺买针头线脑或用粮食换油盐等等。总之是想挣点钱给儿女换季，赚下钱攒下钱买房买地。尽管他临死也没扑闹下什么财产，但我母亲赞扬说：你爷爷真是个好人，一辈子扑乱着全顾了家，没有让儿孙受过苦遭过罪。这就是爷爷最大的贡献，他所有的力量都护了子孙，而不象守财奴一样把挣到的钱都存成灰烬。
我见过爷爷在他的村子里走着，虽然拖着两条残腿，拄着手杖，鞋底子擦着地面“哧啦哧啦”地响，但他精神矍铄，神色自若，仪表堂堂。
据说土改时，干部们要给我爷爷定中农成份，被我爷爷大吼了一句：你奶奶压死！就降下格来，成了贫农。
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帮小青年说我爷爷是反动地主，要批斗他，我爷爷挥着拐杖，又是大吼一声：你奶奶压死！就把一干人吓得一轰而散。
我爷爷在村里是很有尊严的人，尽管解放后他没当过一天村干部，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我爷爷说不行，这件事注定办不成。因为村里群众还是很信任我爷爷的公平公正。
一九六七年爷爷死了，是病疼使他选择了一头栽进水缸里。当时他住我伯父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被人扶坐在一把椅子里，双目紧闭，象打盹的样子，任由理发师剃头刮脸。他仍一付神态自若的样子，对阳世似乎既不留恋也无憎恨。按照他的遗嘱，大家给他穿上那套被曾经的影视剧象征成地主的装束。他最后一次长袍短褂马蹄袖，仍戴了顶瓜皮帽子躺进棺材，为他一生追逐的地主之梦画上了句号。
爷爷的梦想已被他的子孙们弃如敝屣，目前虽然还有好几个农民身份，但已无一人侍奉土地，全体进城经商或务工，把爷爷的梦想真正的投向虚无。我们知道这有违爷爷的愿望，但人是活物就必须不断寻找适应自己生存的领域。无所谓对错，这就象中国古代创造的阴阳鱼，阴阳相生相克永无止境。
爷爷是一个农民,他老想着做一个地主。这在所谓的旧社会，没人会笑他。可是新中国了，地主成为人们主要的斗争对象，而爷爷的老脑筋还花岗石似的，坚持认为农民就应该作土地的主人，爷爷看不起那些不愿在土地上下死力劳作的农民，爷爷称那些弃地而打漫工挣现钱的人为二流子，浪荡鬼。
爷爷对土地的爱是深沉的。他把地主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尽管这样的思想在旧社会没能实现，在新社会更不可能实现，但爷爷在骨子里对地主钦敬钦佩，从他的言谈举止甚至衣装服饰上都能反映出来。
我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值得珍藏的照片，是我们一家六口人和爷爷的合照。因为爷爷不只是我们一家的长辈，我伯父一家六口人也是他的子孙。先不说这张照片爷爷端坐中间，我父母一边一个，我们姊妹四个后边站成一排，形成了传统式中国家庭合影的格局。单看照片中我们六个人的服饰和爷爷的服饰就天差地远，悬殊日月。再看所有人的风貌，唯爷爷气定神闲，稳如泰山，无论你怎样三维四维的去看，爷爷都不象一个作务土地的农民，而象是清末民初的一员大臣，最比底也象一个地主或乡绅。
公元一九六一年的夏天，爷爷来到我们中间。那时我们一家六口人是山西省城太原市的市民，而我爷爷却继续着太行山上一个小村落的农民。爷爷远道而来，走下七百里太行的大小山峦。肩膀上搭一条老式背搭子，手拄一根荆棘拐杖，举步维艰的迈进我们的小院里来。当时母亲正在院里的炉灶前捅火煮饭，一见我爷爷，“呼”地便扔下手中的活计赶上前去，母亲一手托举爷爷肩上的背搭子，一边心疼地说：大，你来了？背这沉东西干吗呀？爷爷疲惫地“唔唔”两声，似笑而脸上却没露出笑容，我想那时的爷爷一定是累极了。其时太原市里的公交车还不多，更没有的士一族的出现。爷爷下车后只能是一步一步，拖着被日本鬼子活埋后致残的双腿，“哧啦哧啦”的移动过来。
第二天一早，爷爷精神起来，勤勤的捅开火，给我们炒了千穗谷（一种结微型籽粒的多穗野生物）。然后喜眉笑眼的看着我们兴高采烈的享用，有一种自豪的神色随即在他的面容上飞动。在食物异常奇缺的岁月；在我们习惯用三年天灾来掩盖人祸的年代；在我家一天三顿以红薯顶粮食的日子里，白雪雪的爆米花，尽管颗粒非常非常微小，但其天然米香的清甜美味，无疑成为当时奢侈的佳肴。
爷爷还给我们带了玉米粒子，在旺火烧着的铛里炒得乒乓炸响。我们眼瞅着一粒粒玉米籽开成一朵朵洁白的花儿，一股股天然纯粹的玉米本香弥漫了我们整个小院，甚至随风游走，把邻院的孩子们也牵引而来。爷爷“唔唔”的笑着，每个进院的孩子都分给他们一小把尝尝，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爷爷一边炒一边让我们吃，爷爷自己不吃，他说牙不行了，咬不动了。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牙不行了。后来我在爷爷居住地见到，爷爷吃炒玉米是捣成了面吃。
那一次爷爷和我们一家照了像，留下了这张再也无法重复的老照片。
五年以后当我再次见到这张照片时，却疯狂地想把它撕成碎片。因为初级阶段的文化革命教育，使我的阶级觉悟疯长狂发，认为爷爷这样的形象和恶霸地主没什么两样。但我母亲从我手里夺过了照片，气愤地说：什么你爷爷是恶霸地主？他是真正的贫农，真正的好人！我问：他怎样穿地主的衣服？我母亲说：什么地主衣服？过去的人都喜欢那样的穿，只不过有些人穿得破烂一些罢了。
那以后许多年，我都没再见过那张照片，但我爷爷比那套更地主的衣服，“长袍短褂马蹄袖”却一直穿着，还戴一顶瓜皮帽子，直到他躺进棺材里边，让我们把他深埋于地下。
后来我一直想，我爷爷真不愧为花岗岩脑袋。在阶级斗争最惨毒的岁月，在文化大革命风刀霜剑的日子里，他老人家竟然敢一直穿了清末民初的服装“招摇过市”。是什么力量无形中支持他这样做呢？外在的条件是他有两个当了“八路”，后来都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儿子；内在的因素，就是他一生追求着做地主的梦想，尽管不能成功，也想图个形似。再则，我爷爷在村里有着相当的尊严，为人处事比较公平公正，还乐于义务给办红白事的人家代理个厨师。再说跑日本那时候，谁都不敢出头的时候，我爷爷挺身而出当维持会长，既哄着敌方又供给着友方，使百姓的日月比较平稳地过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