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说起生活忙碌，似乎常年累月并无宁日。但事实上，日子如果稍闲，一整天也不做什么正事，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世界上，最富有以及最可浪费的莫过于时间了。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皆有言及，可是我们常常将闲时的这种感觉归诸遗忘，在事后，倘若生活在紧张有序中驰骋起来，就连是否存在过这样的日子，我们都觉得大可怀疑。岁月在这种交替中运行，似乎也多有重复，年复一年，倘若基于一种本能的惊厥而略生悔意的话，我们就免不了回过头去，查询自己在时间变换中到底做了什么？有一些时候，因为与周围的朋友交流，借机窥视别人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我们也会比较自己在这些年里的得失。这种心理，只有最为私密的个人日记方有记载，但我们大凡不会看到这一点。
通常日子里，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读书，更没有时间去写作长篇小说，就只上下班去应对工作上的琐碎，那沿袭而至的生活规律会使我们陷入日常事务的牢笼，但这样的想法似乎仅仅限于我们这一群读书的人。在周边的人看来，文字生涯并无任何可取之处。耗费心力不说，就是积年辛劳，却并无建树者也几乎成为常态。至于私心所望，仍旧试图以文字立身处世者，在经过长长的生命煎熬之后，才获得了一星半点心得，但趋避难决终归是免不了的。我记得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都被这样的情绪笼罩，对同类的生活抱以强烈的好奇心。我像个醉酒的孩子一样研究道路，可是在歧路丛生的时间中，我所能凭借的只是直觉而不是理智。后来我或者战胜了自己的迷惑，但效果并不理想，就这样直到今天。
我记得我所研究的人与事物分成了一个个阶段，而后来那些对我施以深刻影响的言辞也未尝便泯灭了。穿插在我的记忆中的事情林林总总，它们交叠着出现，秩序全无。尚未离开故乡的那几年，我经常拜访的人中，有一位是年龄大我七岁的朋友。我记得自己经常在黑漆的暮色中走夜路，目的是为了与他获得时限大约为两个小时的沟通。我一直没有超越这个界限，原因有二：一是我们之间隔着二十分钟的路程，我需要赶在所住宿的单位的大门关闭之前赶回去，二是我们的话题有限，说来说去似乎总也没有超越那么一些事儿。譬如他讲到自己工作的繁忙杂碎，我讲到自己新近写作的篇什与心得，他紧接着评介我的习作，赞誉与鄙薄同在，并无丝毫夸饰和贬抑。后来我想，为什么我能够一直坚持写作到今天，与他的鼓励大概有关系。
而在我同期交往的师友中，有两位不得不提。就在我自学校毕业，不得已而初归故乡的那年夏天，我记得时间大约是七月中下旬，我沿了老家小城的那条长长的街道去寻找在外面上学时即已知道的一位女诗人的住所。她的家在矿务局宿舍区，印象中是5号楼，楼西隔着护栏即是大马路；我七绕八绕才找到这幢楼，敲门时有些怔忪不安。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相见了，中间隔了有半年之久。其时我执学生之礼，因为她的诚恳及我的感动。这一次，仍然只谈写作。她不客气地指正我的诗歌，虽稍有进步，但模仿的痕迹太浓，看不出自己的风格。你不能一变再变，她这样说。在这种指责面前，我的额头上总会冒出一点儿汗水来。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给我加茶，顺便说起自己新写的诗作，偶尔谈及外地的诗友。时间一晃，这已经是1997年的事了。
此后隔了好几个月，我才见到另外一位影响我好几年的老师。我先是找到了他的旧宅子。但他家周围的邻居告诉我，早搬迁了。然后他们告诉了我他的新居。在矿务局中学的对面一幢家属楼上，三层。他在一间算不得宽敞的屋子里支起了电脑桌子，旁边有打印机。我观察他敲击键盘的指法，已经非常娴熟了。但我忘记问他使用电脑有多久了。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或许是第一次相见，他的言语不多，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乎就是他的禀性。可是我却丝毫没有觉得尴尬。他脸上的神态告诉了我，我们彼此之间的亲近之意。大约在几年后，引见我们认识的女诗人说，你们俩看起来倒像是父子。这话里的意思我到了后来才进一步明白，原因是连他也坦然地承认了我的寡言与他是相似的。不过他不喜欢臧否人物。我并未曾听过他对我的其他说法。
上述三人，算得是我在故乡最为知交的几位友人了。但后两位年龄都长我在20岁以上，我们在彼此熟稔之后方才谈论其他的话题。而光阴忽忽，自彼时以来，已有十年。我后来方才真正读起他们的著作：一部诗歌集，一部长达30余万言的长篇小说。如同旧时光在我的面前渐次呈现，对我而言，这种阅读更带了一种回味的意思。我向来不知道天高地厚，但从未敢在他们面前大言不惭地议论文事，即便我到了省城数年，再度回去相聚时仍然如此。我的变化是外在的，骨子里的东西，相沿至今。
仔细说起来，我离开家乡多年，真正记忆犹新的人与事渐渐少了，可昔日倾心沟通过的人，毕竟难忘。这一回我在家乡办婚事，见到了许久不见的友人。他们来到离城几十里外的我的乡下，我送他们到门外村头，中间我们尚且来不及详谈，只是略略提及近况。这样长长的十年看过来，我方知道这时间虽然更改，可是根底却是旧的。不过，就像我初出来时无法尽快融入，现在体味这人间的沧桑变异，同样也会有一种人世蹉跎的感慨。且今我们所处在的时空的变化造成了另一种念想，我觉得今日之忙闲不均的生活与前些时有错落，而更深刻的元素似乎早已忘记了。先前我因为小城的封闭生活而去乡，也有是为了写小说的缘故。至今我小说尚且不成，生存的事情却丝毫耽搁不得。我把职业拿来当作小说，却已应是被指责的一种虚妄罢了。
2007年5月12日下午16：00-16：30，夜22：00-5月13日凌晨0：26
先前说起生活忙碌，似乎常年累月并无宁日。但事实上，日子如果稍闲，一整天也不做什么正事，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世界上，最富有以及最可浪费的莫过于时间了。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皆有言及，可是我们常常将闲时的这种感觉归诸遗忘，在事后，倘若生活在紧张有序中驰骋起来，就连是否存在过这样的日子，我们都觉得大可怀疑。岁月在这种交替中运行，似乎也多有重复，年复一年，倘若基于一种本能的惊厥而略生悔意的话，我们就免不了回过头去，查询自己在时间变换中到底做了什么？有一些时候，因为与周围的朋友交流，借机窥视别人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我们也会比较自己在这些年里的得失。这种心理，只有最为私密的个人日记方有记载，但我们大凡不会看到这一点。
通常日子里，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读书，更没有时间去写作长篇小说，就只上下班去应对工作上的琐碎，那沿袭而至的生活规律会使我们陷入日常事务的牢笼，但这样的想法似乎仅仅限于我们这一群读书的人。在周边的人看来，文字生涯并无任何可取之处。耗费心力不说，就是积年辛劳，却并无建树者也几乎成为常态。至于私心所望，仍旧试图以文字立身处世者，在经过长长的生命煎熬之后，才获得了一星半点心得，但趋避难决终归是免不了的。我记得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都被这样的情绪笼罩，对同类的生活抱以强烈的好奇心。我像个醉酒的孩子一样研究道路，可是在歧路丛生的时间中，我所能凭借的只是直觉而不是理智。后来我或者战胜了自己的迷惑，但效果并不理想，就这样直到今天。
我记得我所研究的人与事物分成了一个个阶段，而后来那些对我施以深刻影响的言辞也未尝便泯灭了。穿插在我的记忆中的事情林林总总，它们交叠着出现，秩序全无。尚未离开故乡的那几年，我经常拜访的人中，有一位是年龄大我七岁的朋友。我记得自己经常在黑漆的暮色中走夜路，目的是为了与他获得时限大约为两个小时的沟通。我一直没有超越这个界限，原因有二：一是我们之间隔着二十分钟的路程，我需要赶在所住宿的单位的大门关闭之前赶回去，二是我们的话题有限，说来说去似乎总也没有超越那么一些事儿。譬如他讲到自己工作的繁忙杂碎，我讲到自己新近写作的篇什与心得，他紧接着评介我的习作，赞誉与鄙薄同在，并无丝毫夸饰和贬抑。后来我想，为什么我能够一直坚持写作到今天，与他的鼓励大概有关系。
而在我同期交往的师友中，有两位不得不提。就在我自学校毕业，不得已而初归故乡的那年夏天，我记得时间大约是七月中下旬，我沿了老家小城的那条长长的街道去寻找在外面上学时即已知道的一位女诗人的住所。她的家在矿务局宿舍区，印象中是5号楼，楼西隔着护栏即是大马路；我七绕八绕才找到这幢楼，敲门时有些怔忪不安。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相见了，中间隔了有半年之久。其时我执学生之礼，因为她的诚恳及我的感动。这一次，仍然只谈写作。她不客气地指正我的诗歌，虽稍有进步，但模仿的痕迹太浓，看不出自己的风格。你不能一变再变，她这样说。在这种指责面前，我的额头上总会冒出一点儿汗水来。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给我加茶，顺便说起自己新写的诗作，偶尔谈及外地的诗友。时间一晃，这已经是1997年的事了。
此后隔了好几个月，我才见到另外一位影响我好几年的老师。我先是找到了他的旧宅子。但他家周围的邻居告诉我，早搬迁了。然后他们告诉了我他的新居。在矿务局中学的对面一幢家属楼上，三层。他在一间算不得宽敞的屋子里支起了电脑桌子，旁边有打印机。我观察他敲击键盘的指法，已经非常娴熟了。但我忘记问他使用电脑有多久了。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或许是第一次相见，他的言语不多，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乎就是他的禀性。可是我却丝毫没有觉得尴尬。他脸上的神态告诉了我，我们彼此之间的亲近之意。大约在几年后，引见我们认识的女诗人说，你们俩看起来倒像是父子。这话里的意思我到了后来才进一步明白，原因是连他也坦然地承认了我的寡言与他是相似的。不过他不喜欢臧否人物。我并未曾听过他对我的其他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