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迷恋各种各样的预测术，从神秘费解的周易到浅显易学的手相，逮着就钻。自以为粗通了时，几乎给所有熟识的半熟不熟的“布”过“卦”。很多的卦辞说过就忘，给父母的却牢牢记着。
父亲早年生活苦寒，正如儿歌里唱的“两三岁上没了亲娘”，九岁以前，还有年长的姐姐照料，姐姐出嫁后来了后娘。父亲十三四岁上，爷爷又撒手人寰。父亲只得提前长大，提前成人成家，于是十六岁的父亲娶了十五岁的母亲。父母亲结婚时，后奶奶病已重，卧床两年后去世，紧接着三年大饥荒来了。直到六三年他们结婚六年多大哥出生，此后一直到七九年弟弟出世，十六年间父母亲生养了六个孩子，到前几年弟弟毕业分配，六个孩子无一例外全部供给上学，全部“跃”出农门。母亲三十岁上生的我，父母亲三十几岁前的事我无从知晓，他们最劳苦的中年时光，在一个不不谙世事的十几岁孩子眼里，也无从判断幸福与否。可是那时热衷于探究未来急于要揭开命运之神神秘面纱的我，切切地拿拐弯抹角搜集来的父母亲的资料，虔诚地“算”了一卦。卦辞说父母亲早年命运多舛，如小溪之出于深山，然后将一路奔腾曲折向前，劳碌不止；直到老年则万事亨通，安享清福。我一遍遍地看这卦辞，想象那时背负着六个读书郎的父母，也只能拥有劳碌的漫长岁月。但至少晚年还可以得到补偿，算是点慰藉吧。
也许是我不经意地把预测的结果向母亲透露了点，也许是母亲看我们渐渐长大，觉得应该“痛说革命家史”，总之，从母亲的回忆中，我预测的一半得到印证，后面的一半美好，我坚信一定会呈现于父母的生命历程中。可是这样的“迷信思想”丁点不敢在父亲跟前流露。父亲是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无论多大的困难，他都从最现实的渠道去解决，一年中除了十月一送寒衣，从不求神敬佛。在父亲长年影响下，母亲也不迷信。从小到大，记忆中我家的院子是最敞亮的，因为父亲母亲从没有别人家的那些神秘的忌讳，没有别人家空气里充斥着的看不见、得罪不得的忌讳：早晨起来空腹不能出门、要吃饼子千万不能先要尖儿、锅盖不能立在锅后面、刚盛的饭不能直接从掌勺者手里接、得放到锅台上再端起来、不能用一根筷子吃、泼水不能隔着门槛……似乎一举手一抬足都有忌讳在那瞅着，不由得让你手脚轻点，再轻点。可是我家里就没有，我们的夜晚一样是黑的，却是纯净的。
农业社时，我家只有父母亲两个劳力，承担着一大家子的口粮。哥哥大姐渐渐长大，饭量大增，力气也有了些，父母也不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让他们辍学挣工分，家里还有需要人照看的弟弟妹妹，父母亲的艰难，难以想象。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后，家里人口多，分了十来亩地，但劳力还是只有两个，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父母亲摸黑下田干活，父亲一干就是一整天，母亲还得赶放学时间回来做饭，然后给父亲提到地头。父母亲的能吃苦，在方圆几十里有名。没有老人的家庭，我们那儿叫“单帮子”，这样单帮子比较少，单帮子家庭中孩子众多的，也数得清，而孩子众多并且都供给上学的，在家乡方圆百里寥寥无几。因此，当我们兄弟姐妹接连考学、走上工作岗位后，地方行政部门还作为励志榜样，给父母亲颁过奖。所有的人都说，父母亲终于熬出头了。我也这么认为，我看到父亲的胸挺得直了点；逢年过节，父亲还是喝酒，却很少醉了，父亲喝醉酒后不再像很久以前我们还小时，泪流满面地哭诉他的娃吃不饱他的娃穿了破衣裳。
工作后忙碌起来，琐碎繁忙的日子代替了青春的迷惘，将那些与预测命运有关的书籍束之高阁，开始相信命运在自己的把握中。父母亲的孩子大抵都这样理解人生。所谓的把握，也不过是在既定的轨道上，奋力向前。大哥成了人人称赞的好干部，却一直没有大的升迁；大姐是一个效益总不见起色的单位里兢兢业业的中医大夫；我和二姐为保持优秀教师的教学成绩而竭尽全力……即使这样，在吃“皇粮”的队伍中，我们大多属于底层。工资全用来生活，也许还算绰绰有余，可是从九十年代起，住屋开始商品化，一栋栋巍峨漂亮的住宅楼拔地而起，大哥最先开始勒紧裤腰带修房，刚刚从我们的考学压力中解脱出来的父母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吃苦。前几年我们在外读书时风调雨顺，有了较多的余粮，父母亲磨成面，一袋袋给哥哥嫂嫂送去。门外有块地，由于在村子里边，地气干，以前一直种着修长的白杨。父母亲把树砍了，种上各种蔬菜，一有空就挑水浇地。除了冬天，一直有新鲜的蔬菜。我结婚前的两三年里，住在家里，经常受父母派遣骑车给哥哥送菜，看着父母亲给哥哥姐姐精心挑拣蔬菜，挑剩的才留下自己吃，菜少了干脆就不吃。有次见嫂嫂把吃不了的菜大把的送给邻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结婚后，弟弟妹妹一毕业直接去了外面，父亲只有自己送，隔三差五的，父亲就骑着自行车，给我们逐个送来。余粮吃完，那几年干旱，庄稼歉收，不知是我们觉得父母亲还很有力，还是根本就习惯了只向父母亲索取，我们很少留意父母亲的困难。那年端午节，天干得令人绝望，我和丈夫回到娘家，尽管父母亲强颜欢笑，我还是感觉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助。丈夫是个有心人，他悄悄问我父母亲的积蓄，我怔住了。在父母亲的概念中，余粮就是积蓄。他手里纵使有点余款，不是添置件居家器物就是花到田里。并且，靠一年两头的大肥猪的钱，供给我们上学的父母亲，由于粮价高涨，地里歉收，已经一连几年没养猪。丈夫说你家没一袋粮食了，还不买粮食吃啥呀？我不相信，又搜寻了一回，确实没粮食了！那天的太阳白晃晃地热，天高地远，觉得自己卑琐得要化成一撮土。丈夫当即返回去取了几百斤小麦的钱来。多少年后，父母亲还记着这件事。如果我们也像父母亲一样记着他们给予的恩惠，我得准备多少本备忘录？
我们一个个搬进敞亮舒适的楼房中，父母亲终于松了口气。他们也一天比一天老了，父亲的牙齿开始脱落，早年零星的白斑大片大片地出现在手背胳膊，脖子，涂擦的药一瓶二十多元，一瓶擦半月多，父亲看颜色稍微转暗就舍不得擦，自己到处找荨麻。母亲血压高，腰椎又有骨质增生，长年得服药。母亲记性时好时坏，大概是孩子的事记得老紧，自己的事忘性大，药服得不怎么及时。看着“气色好”，皱纹舒展时，准是忘了吃药而浮肿。
这样的身体，我们都很担心。属马的父亲今年六十六岁了，母亲只小他一岁。这样的年龄，已不适合干重体力的农活。几年前就轮番劝说父母亲不要再种地，我们按月给生活费。父母亲一直不愿意，说他要种到七十岁。去年才把几块山地给了地少人多的亲房，剩下的说什么也不放手。丘陵地区，一条小河冲刷了千百年，才冲出一狭长的川套，大半还住了人。馒头状的山丘，几代人肩扛手刨，硬是把层层叠叠的山切豆腐似的修成了细密整齐的梯田。大约是为了节省土地，山路依然是羊肠小道，因此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古老得无以考证的独轮车。在最陡的一段路上，推车的人根本无法靠拉刹车控制车子的速度，得一个人在前面按住，一步步挨着下山。一次父亲装了太多的麦捆，母亲虽然帮着还是没控制得了独轮车，父亲情急之下把车子掀翻，才避免被车带着飞奔下山的危险，可是母亲慢了点，车轮轧了左手小手指，麦黄时节，父母亲都没当回事，结果因骨折而变形，奇怪地弯曲着。这根手指，是母亲教育我们认真读书的法宝：惟有种地苦，不好好学，就得过最苦的日子。可是当我们拿她早年教育我们的话语来劝说放弃种地时，母亲却说种了一辈子地，不种不习惯。一场夏收结束，父母亲一下子老去几岁，可当新面磨好，逐家送去的时候，仿佛又有了使不完的劲。
父母一手拉扯大六个子女，到了老年，却守着空巢。我离家最近，经常回去看看，还是不能达到父母的期望，一到星期五，父亲经常打电话问回不回去，吃啥饭。有几次丈夫孩子没带，一个人回去的，母亲仔细揣摩，认定是我家务忙。以后父亲很少叫我回去，做了包子、饺子，或者蒸一回自认为不错的馒头花卷，就趁热送了来。有时骑自行车，有时大冷的天骑了摩托，放下东西就走。父母亲把在外地的孩子的爱，集中在逢年过节。特别是五一长假、春节，早一两月就盘算着。我忽然发现，老共产党员、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的父亲居然迷信起来了。他开始有了忌讳，有了禁忌外地的姐弟回家离家，他都很重视日期选定，有时甚至暗示大哥也去庙里上香朝拜。把我的重大发现当作新闻给姐妹们说，大姐说父亲早在我和二姐上师范时就有这种倾向，一次大约是三岁的侄女太想姑姑了，指着门外说，二姑姑回来了！父亲非常愤怒，骂哭了侄女，警告她不许胡说。一连几天父亲忧心忡忡，直到收到我们的信才安心。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命运是否可以预测，有了充实的日子，即使不明白我也不再迷惘。但是年少时给父母的卦辞还是没有忘记，也许，那只是我对父母亲的一份美好的心念；也许，在他们忙碌的晚年里，确实拥有了快乐安逸的心情。
年少时迷恋各种各样的预测术，从神秘费解的周易到浅显易学的手相，逮着就钻。自以为粗通了时，几乎给所有熟识的半熟不熟的“布”过“卦”。很多的卦辞说过就忘，给父母的却牢牢记着。
父亲早年生活苦寒，正如儿歌里唱的“两三岁上没了亲娘”，九岁以前，还有年长的姐姐照料，姐姐出嫁后来了后娘。父亲十三四岁上，爷爷又撒手人寰。父亲只得提前长大，提前成人成家，于是十六岁的父亲娶了十五岁的母亲。父母亲结婚时，后奶奶病已重，卧床两年后去世，紧接着三年大饥荒来了。直到六三年他们结婚六年多大哥出生，此后一直到七九年弟弟出世，十六年间父母亲生养了六个孩子，到前几年弟弟毕业分配，六个孩子无一例外全部供给上学，全部“跃”出农门。母亲三十岁上生的我，父母亲三十几岁前的事我无从知晓，他们最劳苦的中年时光，在一个不不谙世事的十几岁孩子眼里，也无从判断幸福与否。可是那时热衷于探究未来急于要揭开命运之神神秘面纱的我，切切地拿拐弯抹角搜集来的父母亲的资料，虔诚地“算”了一卦。卦辞说父母亲早年命运多舛，如小溪之出于深山，然后将一路奔腾曲折向前，劳碌不止；直到老年则万事亨通，安享清福。我一遍遍地看这卦辞，想象那时背负着六个读书郎的父母，也只能拥有劳碌的漫长岁月。但至少晚年还可以得到补偿，算是点慰藉吧。
也许是我不经意地把预测的结果向母亲透露了点，也许是母亲看我们渐渐长大，觉得应该“痛说革命家史”，总之，从母亲的回忆中，我预测的一半得到印证，后面的一半美好，我坚信一定会呈现于父母的生命历程中。可是这样的“迷信思想”丁点不敢在父亲跟前流露。父亲是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无论多大的困难，他都从最现实的渠道去解决，一年中除了十月一送寒衣，从不求神敬佛。在父亲长年影响下，母亲也不迷信。从小到大，记忆中我家的院子是最敞亮的，因为父亲母亲从没有别人家的那些神秘的忌讳，没有别人家空气里充斥着的看不见、得罪不得的忌讳：早晨起来空腹不能出门、要吃饼子千万不能先要尖儿、锅盖不能立在锅后面、刚盛的饭不能直接从掌勺者手里接、得放到锅台上再端起来、不能用一根筷子吃、泼水不能隔着门槛……似乎一举手一抬足都有忌讳在那瞅着，不由得让你手脚轻点，再轻点。可是我家里就没有，我们的夜晚一样是黑的，却是纯净的。
农业社时，我家只有父母亲两个劳力，承担着一大家子的口粮。哥哥大姐渐渐长大，饭量大增，力气也有了些，父母也不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让他们辍学挣工分，家里还有需要人照看的弟弟妹妹，父母亲的艰难，难以想象。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后，家里人口多，分了十来亩地，但劳力还是只有两个，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父母亲摸黑下田干活，父亲一干就是一整天，母亲还得赶放学时间回来做饭，然后给父亲提到地头。父母亲的能吃苦，在方圆几十里有名。没有老人的家庭，我们那儿叫“单帮子”，这样单帮子比较少，单帮子家庭中孩子众多的，也数得清，而孩子众多并且都供给上学的，在家乡方圆百里寥寥无几。因此，当我们兄弟姐妹接连考学、走上工作岗位后，地方行政部门还作为励志榜样，给父母亲颁过奖。所有的人都说，父母亲终于熬出头了。我也这么认为，我看到父亲的胸挺得直了点；逢年过节，父亲还是喝酒，却很少醉了，父亲喝醉酒后不再像很久以前我们还小时，泪流满面地哭诉他的娃吃不饱他的娃穿了破衣裳。
工作后忙碌起来，琐碎繁忙的日子代替了青春的迷惘，将那些与预测命运有关的书籍束之高阁，开始相信命运在自己的把握中。父母亲的孩子大抵都这样理解人生。所谓的把握，也不过是在既定的轨道上，奋力向前。大哥成了人人称赞的好干部，却一直没有大的升迁；大姐是一个效益总不见起色的单位里兢兢业业的中医大夫；我和二姐为保持优秀教师的教学成绩而竭尽全力……即使这样，在吃“皇粮”的队伍中，我们大多属于底层。工资全用来生活，也许还算绰绰有余，可是从九十年代起，住屋开始商品化，一栋栋巍峨漂亮的住宅楼拔地而起，大哥最先开始勒紧裤腰带修房，刚刚从我们的考学压力中解脱出来的父母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吃苦。前几年我们在外读书时风调雨顺，有了较多的余粮，父母亲磨成面，一袋袋给哥哥嫂嫂送去。门外有块地，由于在村子里边，地气干，以前一直种着修长的白杨。父母亲把树砍了，种上各种蔬菜，一有空就挑水浇地。除了冬天，一直有新鲜的蔬菜。我结婚前的两三年里，住在家里，经常受父母派遣骑车给哥哥送菜，看着父母亲给哥哥姐姐精心挑拣蔬菜，挑剩的才留下自己吃，菜少了干脆就不吃。有次见嫂嫂把吃不了的菜大把的送给邻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结婚后，弟弟妹妹一毕业直接去了外面，父亲只有自己送，隔三差五的，父亲就骑着自行车，给我们逐个送来。余粮吃完，那几年干旱，庄稼歉收，不知是我们觉得父母亲还很有力，还是根本就习惯了只向父母亲索取，我们很少留意父母亲的困难。那年端午节，天干得令人绝望，我和丈夫回到娘家，尽管父母亲强颜欢笑，我还是感觉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助。丈夫是个有心人，他悄悄问我父母亲的积蓄，我怔住了。在父母亲的概念中，余粮就是积蓄。他手里纵使有点余款，不是添置件居家器物就是花到田里。并且，靠一年两头的大肥猪的钱，供给我们上学的父母亲，由于粮价高涨，地里歉收，已经一连几年没养猪。丈夫说你家没一袋粮食了，还不买粮食吃啥呀？我不相信，又搜寻了一回，确实没粮食了！那天的太阳白晃晃地热，天高地远，觉得自己卑琐得要化成一撮土。丈夫当即返回去取了几百斤小麦的钱来。多少年后，父母亲还记着这件事。如果我们也像父母亲一样记着他们给予的恩惠，我得准备多少本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