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
馮玉祥（1882.9.26—1948.9.1），字煥章，譜名基善。
馮玉祥於1882年（清光緒八年）9月26日出生於直隸青縣興濟鎮北街（現為滄縣興濟鎮），祖籍安徽省巢縣西北鄉的竹柯村。馮玉祥出生不久，全家又遷居保定城東的康格莊。由於家境貧寒，馮只讀了兩年多的私塾。為了維持生活，父親馮有茂為剛滿10歲的馮玉祥在兵營中補了名額，以便領些銀子餬口。1894年，清政府對日宣戰，馮玉祥與其父隨保定練軍開赴大沽口，親眼目睹了日本軍艦的罪惡行徑。
1896年，馮玉祥剛滿15歲，正式入營當兵。他在父親的指點和管教下，開始“向讀書和修養方面努力”。不久，馮有茂因病被裁。馮玉祥為了掙錢養家，愈發刻苦操練、學習，開始閲讀《操法》、《陣法》等兵書。他看到淮軍暮氣沉沉，便於1902年2月20日離開淮軍，改投袁世凱的武衞右軍第三營左隊右哨六棚。1903年4月，馮升為四棚正目。12月中旬，又被提升為第二營右哨哨長。1905年武衞右軍改為第六鎮，馮任司務長，隨後又升為本連排長，深得協統陸建章和標統王化東的器重。不久，馮玉祥成為陸建章的內侄女婿，得到了陸的提拔和幫助。191o年9月升為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管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11月30日，同盟會員白亞雨赴灤州，聯絡馮玉祥、王金銘等，策動革命。第79標官兵起義後，於1912年1月3日成立了北方革命軍政府，馮為總參謀長，王金銘為大都督，正式宣佈獨立。不久，起義軍因張建功叛變，損失嚴重，王金銘、施從雲遭通永鎮總兵王懷慶伏兵殺害。馮得陸建章搭救，倖免於死。
袁世凱編練備補軍時，陸建章任左路備補軍統領，任命馮玉祥為前營營長。1913年8月，左路備補軍改編為“京衞軍”，馮升任第一團團長。1915年春，馮隨陸建章入陝。途中馮改任陸軍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後馮部擴編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馮為旅長。此時他開始注意培養軍事幹部，成立了以李鳴鐘為首的模範連。
1915年夏，馮玉祥奉命入川，不久收到要求他列名擁護袁世凱稱帝的電文，馮反對帝制，沒有簽名。護國軍進攻四川后，馮玉祥竭力避免自己的部隊與護國軍對抗，併力勸四川都督宣佈討袁，終於促使陳宦宣佈四川獨立。
袁世凱死後，馮部移住川北劍閣。不久，他致電陸軍部要求“回京就醫”。段祺瑞為使北洋勢力進一步控制四川，不同意馮部離川。馮毅然率部離開劍閣，最後到達河北廊坊。此事招致段祺瑞忌恨，段下令免掉馮的職務。1917年7月1日，張勛擁溥儀復辟。段祺瑞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討伐張勛。他深感軍事力量不足，迫不得已而起用馮玉祥。馮玉祥於7月6日，發表了討伐張勛的通電。反覆闢之役中，馮立了大功。
1917年11月，孫中山舉起“護法”大旗後，段祺瑞調馮率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李厚基。馮同情並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但又不敢公開反段。當部隊開拔到浦口時，即滯留該地。1918年2月14日，馮在武穴發表主和通電，18日，又發通電，主張恢復國會。段祺瑞於2月25日再次將馮免職，交曹錕查辦。這時曹企圖拉攏馮部，遂請政府准許馮免職留任。從此，馮投向直系，但始終未成為直系的嫡系。
1918年3月下旬，馮率部離開武穴，進駐湘西，平定了湘西曾尚武流寇。6月14日，進駐常德。馮曾於1913年在北京時開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間，在軍中設教堂，請牧師向全體官兵宣講教義，併為100多名官兵施行洗禮。
1920年6月，直皖戰爭爆發，駐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應詔部及湘軍趙恆惕部直逼屬於直系的馮部，馮被迫北撤，移駐河南信陽。
直皖戰爭中直系打敗了皖系，皖系的陝西督軍陳樹藩被撤職，直系的第二十師師長閻相文任陝督。閻於1921年6月初，令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與吳新田的第七師同時發動對陳樹藩的進攻。此時，閻電請北洋政府將第十六混成旅改為陸軍第十一師，馮升任師長。不久閻死，北洋政府任命馮玉祥為陝西督軍。
進駐陝西是馮部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捩，馮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塊大地盤。他統一軍政，收編了胡景翼等雜牌軍，加緊整頓和訓練軍隊；同時為地方選賢任能，築路辦廠，在省政上頗多建樹。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戰爭正式爆發。4月19日，馮玉祥率領第十一師全部由陝出發，向洛陽集中。當直軍在長辛店一帶戰事吃緊時，馮立即派二十一旅李鳴鐘部增援。馮親自督戰，大敗河南督軍趙倜。直奉戰爭後，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馮因戰功被任命為河南督軍。他頒佈《治豫大綱》，懲辦貪官，提倡節儉，改良社會風尚、重視教育、發展交通事業。這些政績為中原百姓所稱道。同時他又擴充部隊，增強了自己的勢力。
1922年10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馮玉祥為陸軍檢閲使，並授予揚武上將軍稱號。陸軍檢閲使是個虛銜，但馮卻利用這一時機大力練兵，在兩年時間內，練就了3萬名精兵，為馮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馮玉祥在治軍中注重向官兵灌輸愛國主義教育，曾把帝國主義強迫中國割讓領土的史實編為《國恥歌》，他還提倡官兵同甘共苦。馮駐南苑期間，元配妻子去世，1924年2月19日，與李德全結婚。
1924年9月，孫中山、張作霖、盧永祥組成反直三角同盟。孫中山方面的國民黨人士徐謙、鈕永鍵、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時常與馮聯繫，勸馮聯合奉、皖，推翻直係軍閥。馮玉祥積極訓練部隊以加強軍事力量，並爭取同盟者，與北方將領孫嶽、胡景翼等祕密聯盟，決心倒戈。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任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馮在古北口與奉方代表達成協議：約定事成後，請孫中山北來，奉軍不得入關。馮軍與奉軍在熱河停戰。10月19日，馮召集部下舉行祕密會議，宣佈倒戈計劃，改部隊名稱為國民軍。20日清晨，鹿鍾麟指揮部隊控制了北京全城。曹錕被監視在中南海延慶摟內，旋即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此次事件被稱為北京政變。10月25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等討論政府改組，決定推翻賄選總統曹錕。曹被迫於11月3日宣佈退職。馮等於10月31日組織了以黃郛為首的“攝政內閣”。但是馮為北洋軍閥各實力派所忌，長江流域各省的直係軍閥，公開反對北京攝政內閣，於是馮決定聯皖制直。11月10日，馮玉祥、張作霖分別到天津會見段祺瑞，決定推段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總執政，同時歡迎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11月21日，段祺瑞通電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孫中山到北京後病情日益加重，李德全曾持馮玉祥親筆信到孫下榻處看望。孫中山將6000本《三民主義》、1000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贈送給馮。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馮令全軍悼亡舉哀。此時他開始認識到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
此時1925年1月，馮受到段祺瑞、張作霖的排擠。段任命馮為西北邊防督辦，並要他將部隊整編為6個師，人數在15萬左右，取消國民軍番號，稱為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簡稱西北軍。3月，馮赴張家口就職。
到西北之前，馮經徐謙介紹認識了李大釗，並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會晤，蘇聯軍事顧問開始進入西北軍。
1925年5月五卅慘案發生，馮玉祥聯合西北軍各將領致電段祺瑞，要執政府“嚴重對外，不必顧慮”，表示“為國赴難，願效前驅”。他幾次召開張家口各校學生、各界民眾反帝示威大會，親自帶頭高唱《國恥歌》。6月13日，馮令所部一律臂纏黑紗，為上海烈士致哀，並號召西北軍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罷工工人，馮個人捐大洋1萬元。他主張以武力反擊帝國主義的屠殺政策。
1925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魯聯軍聯合進攻西北軍的形勢。馮玉祥見形勢不利，於1926年1月1日，通電下野。3月20日，馮赴蘇聯考察，會見了蘇聯的許多重要領導人。5月10日，馮宣佈參加國民黨，要為國民革命而戰，並要求共產國際派劉伯堅隨他前往西北軍。不久，馮啟程回國。
此時，北伐軍在兩湖戰場上節節勝利。1926年9月16日，馮到達五原後發表了五原誓師宣言。17日，國民軍各部將領公舉馮玉祥為國民聯軍總司令。馮宣佈國民軍全體將士集體參加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馮玉祥被委任為廣東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不久，馮指揮國民軍解了西安之圍。此役吸引了劉鎮華的10萬鎮嵩軍，分散了吳佩孚的兵力，在戰略上配合了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戰爭。
1927年1月26日，馮玉祥返抵西安。此時有200多名共產黨員在國民軍中擔任重要職務。馮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在陝甘等地頒佈治理條例，改革地方行政機構，扶助工農運動。這時，寧漢對立已經形成，馮極為憂慮。武漢政府於4月18日決定舉行第二期北伐，馮決定向東進軍與武漢北伐軍會師中原。3月11日，馮發佈討奉檄文，對鄂、豫、察、綏等地三路出師，自兼中路軍總司令。1927年5月1日，馮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漢政府任命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司令。
正在此時，馮得到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的消息，立刻全力營救。5月6日，馮赴潼關督師時，得知李大釗遇難的消息，立即在潼關總部召開追悼大會。
馮到潼關督師後，連續攻佔陝南各地。6月1日，馮軍與武漢北伐軍會師於鄭州，史稱“中原會師”。6月10日，馮與武漢方面的汪精衞、徐謙、譚延闓、鄧演達等人舉行“鄭州會議”。雙方在“分共”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馮不同意討蔣，主張寧漢聯合，繼續北伐。會議決定將豫、陝、甘三省黨政大權交給馮；成立開封政治分會，馮為主席；第二集團軍改編為7個方面軍，人數達四五十萬。6月20日，馮又與蔣介石等在徐州花園飯店舉行“徐州會議”，雙方達成了聯合“清黨”和繼續北伐的協議。徐州會議後，馮追隨蔣介石，在自己統轄的地區實行了“清黨”，將他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和他管轄地區內的共產黨員幹部全部“禮送”出境。為拉攏馮，蔣於1928年2月18日親臨開封，與馮“義結金蘭”。
1928年4月10日，北伐軍下達總攻擊令，第二集團軍在京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地區與孫傳芳軍作戰，大獲全勝。馮、閻、桂三位集團軍首領都認為北進搶先佔領京、津對自己發展實力極為有利，所以都有“先入關者為王”的打算。結果馮軍率先攻佔京、津。但在蔣與閻錫山祕密達成政治交易後，卻將京、津和河北省的軍政大權交給閻，讓閻接收京、津地區。馮表面同意，但內心頗不愉快。在蔣、馮、閻、李四派聯合打敗各派軍閥的過程中，馮軍戰鬥力最強，付出的代價最高，然而最後僅任北平特別市市長，轄崇文門統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約二十萬元”，這對地處貧瘠、人員龐大的西北軍，只能算杯水車薪。因此，馮耿耿於懷。接收北平後，蔣介石準備召開善後會議，馮“託病”不參加，經蔣一再電促始抵北平。在前往西山祭告孫中山之後，蔣、馮、閻、李等在碧雲寺旁舉行湯山軍事善後會議。蔣在會上先後拋出《軍事善後案》和《軍事整理案》，而馮卻在“時局通電”中唱反調，馮、蔣矛盾步步加深。
1928年8月8日，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開幕，通過了實行五院制的決議案，發表馮玉祥為軍政部長、閻錫山為內政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並要求馮、閻、李3人長期駐在南京。實際上是要這3人長期脱離他們的軍隊。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第一次會議開幕，閻錫山的編遣提案得到多數贊同，這一方案是抑馮、擁蔣、利閻的方案。馮玉祥提案遭到否定，便離開南京。從此，蔣、馮之間由合作轉向分裂。
1929年初進行的蔣桂戰爭以蔣勝桂敗而告結束。5月7日，蔣發表《和平統一為國府惟一之政策》，稱“欲消弭內亂，非剷除軍閥不可”。蔣、馮戰爭勢不可免。1929年5月22日，被蔣介石收買的韓復榘、石友三聯合發出“甘棠通電”，擁蔣叛馮。5月23日，蔣操縱中央常會決議，革除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其黨籍。5月25日，國民政府下令討馮，5月27日，馮通電下野。
此時，閻錫山以蔣、馮之間調停人的面目出現。三番五次約馮到太原面談，意在“挾馮以自重”。1929年6月25日，馮抵太原之後，被閻軟禁起來。8月1日，編遣會議在南京重開，閻因對中央編遣會議不滿，遂聯馮反蔣。馮決定發動反蔣戰爭。10月10日，馮部將領宋哲元、劉鬱芬、孫良誠等27人通電反蔣，擁戴閻錫山、馮玉祥為總、副司令。戰爭爆發後，蔣介石一面對馮用兵，一面拉攏閻錫山。26日，閻錫山突然聲明主張以政治手段解決時局，勸馮令西北軍各部停戰，並將“國民軍”的軍事祕密向蔣報告。28日，蔣親赴漢口督師，並任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12月1日，馮軍反蔣戰爭失敗。馮對閻的背約痛心疾首，密召鹿鍾麟到建安村（馮被軟禁之處），命鹿到潼關主持軍事並佯裝與蔣方往來，造成欲與蔣聯合之假象。
另外，蔣打敗桂系和馮玉祥後，即騰出力量對付閻，先接收了天津海關和長蘆鹽運使署等税收機關，拒絕支付閻的平津衞戍司令部所轄軍政費用。這時，閻一則深怕蔣、馮聯合，二則受蔣鉗制日重，因此堅定了反蔣的決心。1930年3月14日，閻親自送馮返回潼關。馮抵潼關的當天，即號召二、三、四集團軍將領57人，發表請蔣下野的寒電。1930年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就任中華民國軍總司令，馮玉祥在潼關、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總司令，蔣、馮、閻、桂大戰隨即爆發。
大戰開始後，馮軍在隴海路、平漢路連連取勝，8月初，馮組織了大規模的八月攻勢，以徐州為目標，兵分7路猛進，蔣軍岌岌可危。此時，蔣軍從晉軍手中奪回濟南，晉軍退回山西。馮軍發動的八月攻勢因晉軍未予有力配合而未能奏效。閻錫山為了保存實力，密令隴海線晉軍全部退回到黃河以北，使馮軍陷入孤軍作戰局面。9月28日，張學良發出籲請罷兵的巧電，派兵進入平津及河北省。這時馮的部下龐炳勛、劉春榮、石友三等被蔣收買。10月初，蔣軍直攻開封、鄭州。11月4日，閻、馮在太原通電下野。西北軍全部瓦解。馮從此失去了與蔣對抗的實力。但這也成為他轉向民主派的起點。
戰敗後，隱居汾陽城郊峪道河的馮玉祥埋頭讀書，閲讀了社會、政治、歷史及文藝等方面的書籍。此時，馮與中國共產黨加強聯絡。
1931年7月，馮策動石友三反張學良，被東北軍打敗。同年下半年馮策動甘肅舊部反蔣，被蔣軍打敗。
1931年9月20日，馮玉祥得知九一八事變消息，於23日發表通電，指責蔣政府“壓制民眾、誠心媚外”，要蔣介石“認罪”和“停職”。10月21日又發表著名的馬電，提出了抗日救亡的13項主張，其中有“充實國防”、“恢復民眾運動”、保障人民的自由、懲罰貪污等。馮玉祥又和廣東方面南北呼應，促蔣下野。
1931年12月，蔣介石下野後，馮離開峪道村去南京。馮向正在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提出三個抗戰救國的方案。1932年1月下旬，蔣、汪重新合作，聯袂登台。馮決定支持蔣汪政府。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他大力支持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敵。12個月之內，馮在南京、上海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但毫無結果，於是他於1932年3月23日離開南京去泰山居住。
1932年6月初，南京國民政府由顧維鈞出面，致電馮玉祥，稱國聯李頓調查團要到泰山來看他，馮斷然拒絕，認為會晤國聯調查團是恥辱。
馮在泰山建立研究室，延請社會名流進山授課，課程有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發展史等，並利用學習間隙，調查周圍貧苦農民的生活狀況，對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成民眾抗日同盟軍，於24日發表通電，就任總司令。同盟軍的主力是馮玉祥的舊部和方振武在山西組織的抗日救國軍，以及察省地方抗日武裝、原防守長城各口的愛國軍隊、東北各地撤退到察境的義勇軍及從平津華北等地來的愛國青年，達10萬之眾。同盟軍成立後，全國各地紛紛致函電支持。6月15日，民眾抗日同盟軍召開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確定了否認一切賣國協定，以武力收復失地的方針。6月20日，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率軍收復察東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1日，收復寶昌、沽源。7月12日，克復多倫，察哈爾全省光復。
正當同盟軍抗戰節節勝利之時，7月28日蔣介石和汪精衞聯名發電，向抗日同盟軍提出4項通牒，同時讓何應欽調16個師兵力“圍剿”抗日同盟軍。同盟軍陷入困境。8月7日，馮被迫宣佈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辭去總司令職，於8月17日重返泰山。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等在福建組成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馮派餘心清參加，並被選為經濟委員會主席。馮積極聯絡韓復榘、宋哲元，以期形成南北呼應的反蔣之勢。1934年1月，福建政府失敗，馮的反蔣活動再次失敗。
1935年11月2日，馮出席國民黨六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並向大會提出救亡大計案，包括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獎勵抗日精神，精誠團結等各款，獲得大會通過。不久，馮當選為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2月18日，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1936年6月2日，兩廣事變發生。馮玉祥深怕內戰再起，一面與蔣介石商議調解，一面連日致電陳、李、白，力勸停止軍事行動。馮為兩廣事變的平息盡了斡旋之勞。
1936年11月23日，宋慶齡致函馮玉祥，請其援救“七君子”。馮隨即為營救七君子而奔走，不斷向蔣介石和陳布雷發出函電，直至“七君子”出獄。
西安事變爆發後，馮玉祥竭力主張和平解決。12月13日，馮致電張學良，勸張以“同挽國難”為重，自己願為人質，請張“釋回介公”。同時力勸舊部宋哲元、韓復榘擁護中央，對新聞界表示“保護最高軍政領袖之安全，實為全國軍民最大之責任”。馮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盡了全力。1937年初，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期間，馮玉祥同宋慶齡等提出了《提議為外患日急請討論擴大總理三大政策團結禦侮案》，積極主張國共合作。
七七事變爆發後，馮致電第29軍將士：“抗敵守土之責，斷不容絲毫退讓。”7月10日，馮發表《對蘆溝橋事變談話》，指出全國軍民應團結一致，為民族生存，為國家復興而堅決奮鬥。8月15日，馮在蘇州就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1937年9月，國民政府劃津浦線為第六戰區，改任馮為該戰區司令長官。不久，蔣又將馮調到平漢線。10月20日，馮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到南京後，即被免職。
1937年11月中旬，滬寧線戰情惡化，蔣介石命馮玉祥到平漢線南段視察國防工事。未幾，馮抵達武漢。在武漢的一年中，馮編寫了《民眾救國問答》、《抗日的偉大民眾》、《抗日遊擊戰士問答》等小冊子，在民眾中廣為散發。馮還創辦了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傳品和列寧、毛澤東的著作。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馮玉祥以“丘八詩人”身份參加，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1938年春夏之際，蔣介石委派馮玉祥到豫西、豫南、鄂東等地視察國防工事。9月，被任命為督導長官，負責檢閲和督練新兵。1939年5月，督導工作結束。
馮玉祥回到重慶後，投身於各項進步文化工作。1940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4週年，重慶文化界300餘人舉行紀念大會，馮玉祥任大會主席。他發表演説，號召學習魯迅的“真”、“硬”、“韌”的精神，爭取抗戰的勝利。
1942年12月19日，馮玉祥在重慶主持成立了“全國基督徒節約獻金總會”，以後各地逐步成立分會。馮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獻金運動，到1944年9月，按照當時的黃金價格計算，捐獻金額達黃金23000餘兩。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抵重慶，當天即去看馮。馮也回訪毛澤東。馮還多次出席有國共雙方領導人出席的集會、宴會。
1945年12月，馮玉祥發表了《建國問答二○四問》，集中闡述了他的民主建國思想。他認為“抗戰勝利以後，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國”。他提出要實行以下各事：“發展科學，民主政治，經濟建設，國防軍事，解放婦女及兒童，健全國際關係，建立工業基礎，改良農業及造林畜牧，扶助商業，普及教育，改造社會，改良人種，發展交通，提倡漁業。”在政治上他認為人民應有自由，即“發表的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經濟上他認為“應該實行計劃經濟”。
1946年初，馮玉祥提出出國考察的要求，至4月7日，國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月2日，馮玉祥啟程赴美。在美國期間，馮日夜關注著國內形勢。此時，全面內戰已經爆發，蔣介石政府大肆鎮壓國統區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馮於1947年5月26日在舊金山《世界日報》上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即日停戰議和，由張表方、李濟深、宋慶齡等主持和議大計”，“成立真正的聯合政府”。
1947年10月10日，馮玉祥應邀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俱樂部舉行的中國學生歡迎慶祝會上發表《國慶演詞》，呼籲實現和平民主，抨擊政府的暴行。馮為表明自己的主張和態度，於1947年11月5日發表《我為什麼與蔣介石決裂》一文，坦率地表明瞭與蔣介石的分歧，指出“蔣介石政權是中國所有腐敗政府的頂峯，外國的金錢是無法使它免於垮台的”。
1947年12月26日，蔣介石勒令馮玉祥於12月底回國。馮於12月30日發表聲明，予以嚴厲抵制。蔣吊銷了馮的護照。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馮被選為常委和政治委員會主席。馮即積極發起組織民革駐美總分會籌備會，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種文件，分贈美國國會、國務院、各大學、各圖書館及華僑社團，努力擴大民革的政治影響。
1948年1月7日，蔣介石宣佈開除馮的黨籍。馮為防不測，於1948年2月10日寫下最後一份遺囑，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顧。馮玉祥受到美、蔣反動勢力的逼迫，在美國的生活難以為繼。經周恩來、前蘇聯駐美大使潘又新的安排，馮於1948年7月31日離美，登上前蘇聯“勝利”號輪船，準備經前蘇聯回中國解放區參加新政協。9月1日中午，“勝利號”在向前蘇聯敖德薩港行進時，船上失火，馮玉祥不幸遇難，終年66歲。為了紀念這位中國共產黨的盟友、著名的愛國將軍，195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居住過的泰山西麓。